曾锡文的BLOG

    又是中秋，又见明月。中华民族对月亮一直是敏感的，几千年都用阴历，以月计时。但更多的还是寄托感情，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对月伤情把酒感怀，数千年留下了多少诗词歌赋。飘逸的咏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豪放的醉曰：“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但最沁入人心的诗句还是我们从小就熟背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确实，当秋夜已深，树影下秋虫声声鸣不住，独自徘徊月下，当然会起思乡之情。

    总以为自己没有故乡。我生在无锡，幼年在上海，直到八岁。住过的地方真不少了，我能记得的最早是住静安的海格公寓，也就是现在的静安宾馆，只记得那套老公寓，棕红的地板和门。我们一堆兄弟姐妹是闲不住的，老在家里打闹玩耍。我奶奶总要管我们，急了就拿拐杖打。老太太一打我们就四散奔逃，她是小脚，追不上这帮“讨债鬼”，就坐在地上哭。后来又住到康平路，还记得五八年大跃进时除四害，全城统一在同一天敲锣打鼓放炮仗来消灭麻雀，自己还跑到我们那个九楼顶上放炮仗。后来又搬到法华路，现在叫新华路了，在法华路小学上学，晚上在大草坪上玩攻城游戏。但那时候我们这一批康平路的孩子，讲究的是说普通话，以至直到离开上海时我也不会说上海话。到了北京上小学、中学，但我们这些在‘海里’（现在的流行说法是‘红墙里’，但我们从不这么说）的孩子们，又不讲究说北京话，就像前些年流行港台味的普通话、最近又讲究带外文的中文一样，当时的时尚是不标准的普通话。因此，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学会任何方言。

    小时候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可后来发现，不会方言就好像没有老乡，结果变成了自己居然没有故乡。上海人当然不认我是上海人，他们碰到一起是自顾自的大讲上海话，视我如无物。自己连上海话都不会，确实也不好意思算是上海人。奇怪的是北京人居然也不认我，虽然我比绝大部分北京人都有资格当北京人。小学二年级就到了北京，年年清明八宝山扫墓、五一中山公园跳集体舞、十一天安门游行；文化大革命当红卫兵破四旧、改街名砸全聚德牌子骑车围攻公安部；‘四五’上广场献花圈悼念周总理、‘64’上街游行喊口号建街垒；北京的大事哪件少得了我们的参与啊？但我居然还不算正经的北京人，就因为我没学会按北京南城人那样卷起舌头胡里胡涂的说话。

    所以，每当中秋来临，大伙儿都举头望月低头思乡时，我就有点惶惶然，生怕有人又问‘仙乡何处’。真想能说一口乡音，也算有个寄托。没有故乡感一直是我心中的遗憾。

    大概是起源于农耕社会的缘故，中国人骨子里就有点思乡之情，难离故土。小时候父母在，不远游。长大了为功名不得不离乡别井，则咬牙忍受，只图个荣华富贵衣锦还乡。但即使坚强如岳飞者，秋风方起，寒蛩鸣时，于三更惊回千里梦，也不由得起来独自绕阶行，望明月而思乡，叹白首为功名。而老了就一定要辞官归故里，只求叶落归根。回不了故乡的倒霉鬼就会象在台湾的于右任一样哀叹：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而洋人们多半起源于游牧民族或渔猎社会，大概思乡之情要好得多。

    我在国内不知叶落何处，但每回出国都思乡。最记忆犹新的是在伦敦，2000年我在伦敦总部工作。中秋的英伦明月同样皎洁，夜深人静独自赏月，仰望良久，思乡之情潜然而生，久久挥之不去。想想八个小时时差，家人们已悄然入梦乡了。我却独自对月伤感。‘英伦北京万里遥，我月方起尔月消…’。这时再也不想中国哪个城市是故乡了，只想着在遥远的东方，有我熟悉的一切，不管完美与否，在我血液中融入她的文化，包括举头望月低头思乡这种中国人的特殊情结。

    月圆何处空惆怅，故园依稀梦里来。伦敦经历让我知道我的故乡是中国。

    午夜梦醒，一时不知身在何处。不知为何，梦中自己反复念着两句词“夜来幽梦忽还乡，十年生死两茫茫”。

    此时夜深人静，窗外秋虫鸣成一片，想了一会儿，才意识到这是四川眉州，苏东坡的老家。我来这儿考察当地的资源，包括茶叶和化工原料，同时也把早就准备建立的希望学校确定下来。昨日整整跑了一天，上山下乡，先去了学校，又看了茶园茶厂，下午还马不停蹄地连看四个日化厂矿。而现在，自己正在眉州市政府的东湖宾馆。

    这两句词是我年初梦到父亲时拟定的题目，早就想写一篇纪念文章，今年是父亲去世十周年。但一直没动笔，不知怎么下笔。老爷子对我的影响太大了，很难用一篇文章记述。这个感觉，就像“大恩不言谢”的意思一样。但为什么今夜梦中一直在念着两句词？眉州与老爷子有什么交集呢？

    自己能做这个工作走到这里，不能不说是父亲的缘故。老爷子几十年从事外交工作，在外交界有极深的人脉。但他从来不许我们这些子女往这个领域靠近，甚至不许我们学外交和外语专业，以免受到照顾。所以，我们这八个兄弟姐妹全是理工医学等专业。我当了十二年兵，转业后到轻工业部工作，然后顺理成章地加入了联合利华。现在想想，虽然父亲好像有点不近人情，但他这个要求对我们的成长却有好处。知道自己没有后台，我们只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做人做事，每一分收获都要靠自己努力打拼得来，这反而给自己更多的机会。不然，我现在可能也就是做个司局级干部，哪有机会到跨国公司做高管，像这样夜宿眉州呢。

    清早起来，昨夜的梦境仍是历历在目。我好像天天做梦，但绝大多数梦根本记不得，只要能记得的梦境，一定是有什么意义。带着一丝疑问，我们拜访了三苏祠。眉州是苏东坡的老家，依苏氏父子三人而成名。我在二十年前经过眉州，当时只在此吃了一顿饭，没有进三苏祠。到现在，只是念念不忘眉州川菜的美味和便宜。故地重游，就像大多数我曾拜访的地方一样，这里也没有过去的神韵了，成了一个热闹的新城市，只有三苏祠，还是保持着原样，恬静悠远地与世隔绝着。

    一到三苏祠，就看到清人何绍基所书“三苏祠”三个黑匾镀金大字，进门后，门边的题联：“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想了想，好像这“千古文章四大家”到底是谁没多少人知道，“唐宋八大家”的说法才是真正流行的。“唐宋八大家”中五位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和曾巩，而苏氏一家父子三人居然占了其余三个名额，真是不可思议。

    苏东坡的父苏洵大器晚成，27岁起才发奋读书，他在民间比较响亮的一个名字是苏老泉，《三字经》中有一句说的就是他，“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等到苏洵成名时，他自己的两个儿子也都考上了进士。一家三口同时成名，令当时读书人仰慕不已，市井传言：“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好像不学苏氏文章，就没什么前途了。

    苏氏父子中，官做的最大的还是东坡的弟弟苏澈，好像做到副总理级别。但名气大的还是苏轼苏东坡，这家伙官运并不怎么样，最大也就做到宣传文化部长，还老是得罪人，两次被贬官，居然能从部长级干部一下子贬到当个县武装部副部长。他一生老是上上下下，一直在不同的地方，越贬越远，在宋朝这么交通不发达的时代，能够先后就任于河南宿州、浙江杭州、广东惠州、直到被赶到海南岛三亚这个天涯海角去，在历史人物中，也是独一无二的了。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孟夫子这句话有道理，回头看看，如果没有这些磨难，就不可能造就苏东坡一世英名.。他从中央的部级干部一下子贬到黄州当武装部副部长（黄州团练副使），这时他才会沉下心来，筑室于东坡，自称东坡居士，从而使中国文学史上有了东坡之名。政治上失意、自觉怀才不遇，他在黄州营地辟畦耕种，有时间与朋友游历访古，泛舟赤壁，借景抒情，这才有流传千古的前后赤壁赋，还有那首人人会背的名词《念娇奴-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同样，第二次被贬，从中央的翰林大学士被贬杭州，东坡为我们留下美丽的杭州苏堤，在外地心情郁闷，思念亲人，他才会咏出“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种充满真感情和感染力的词句。

    如果没有这一系列的磨难，不管苏东坡的业绩有多好，他顶多也就只是一个历史上屡见不鲜的良臣或重臣，在徽州乡间耸立的那些牌坊，不都是表彰那些当年的良臣重臣吗，可是，除了历史学家，谁会知道他们的名字呢？其实，苏东坡自己也清楚这一点，当他风烛残年地从海南儋州北归途经镇江时，在金山寺回顾自己的一生，感慨万千地总结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那些在京都位高权重的时代都远去了，只有文学成就和与民众的水乳交融的日子，才会在诗人的一生中；留有一席之地。

    随着三苏祠的讲解员悠扬顿挫的介绍，我边看边思考边往前走着。直到几步以外的讲解员开始介绍苏东波的家庭，并充满感情地又背诵另一阕苏轼的词作：“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朗诵声传来，我心中一震，这不正是我昨夜梦中反复念的诗句出处嘛。没想到，在苏东坡的老家，能在梦中咏诵苏轼的词句，怀念自己的父亲。

    走出大殿，抬头看着绿荫中的苏东坡坐像，心中默默向着这个一生坎坷但才华横溢名满天下的先贤致意，谢谢了，谢谢你在梦中提醒我，并让我对眉州留下难忘的回忆。

    周末逛超市，本打算买些日常用品，可是进去后，却闻到从食品区传来一阵奇香。一时间忘了一切，只顾耸动鼻扇，好一阵才意识到，原来是臭豆腐的香气。

    油炸臭豆腐是我心目中上海的象征。一个城市有他的性格，这个性格是由其建筑、树木、气候、人文等很多东西构成的。上海就是个有性格的城市，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么多年，好多城市都在模仿上海，以为盖点高楼大厦，修两条宽马路，开些金碧辉煌的酒店商场，就可以称自己是“小上海”了。但是还不行，学不像的。过去天津学过，它有个海河，有一大堆洋房，搞来搞去，还是天津卫，与上海没有什么共通处。后来就是香港了，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香港以学上海为荣，也确实从上海跑去了一大批有钱人，但发展起来后，香港走上一条国际都市的道路，与上海风格截然不同了。有性格的城市是无法复制的，其主要原因就是其人文。而地方小吃，是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我没有定居上海时，就最思念上海过去的街头小吃。特别是油炸臭豆腐和糍饭糕。

    其实臭豆腐在中国不少地方都有，主要分为两个流派。上海江浙一带为一派,其特点是豆腐细嫩可口,微臭中透出油香。上海的油炸臭豆腐名气最大，但这仍然是市井小食。在上海吃臭豆腐最好是在街头品尝，初冬寒风乍起，天色阴沉，似我辈这等打工的小人物，为生计拼搏受尽老板的气而不敢言声，触景生情，更是委屈沮丧全部涌上心头不知如何排解。漫步街头正百无聊赖时，忽闻一股奇香飘来，顿时食指大动，循味找去，见一慈祥老者稳坐弄堂口，滚油里臭豆腐上下翻动，寻出毛票三五张换得几块油炸臭豆腐，辣酱一蘸，边走边吃，想想生活还是有好多美好之处，心里顿时感觉好多了。此情此景，过去在上海街头巷尾均有，前几年静安寺等地还可以见到，现在整顿市容，好象已被整掉了。想吃只能到饭店里品尝，或者就是像现在这样，在超市的食品现做柜台吃。但这就像在大剧院的舞台上表演山歌，形还有，神韵却不在了。

    臭豆腐的另一流派也是大名鼎鼎的,那就是毛主席最为推崇的湖南油炸臭豆腐。这一流派的圣地是湖南长沙市坡子街的火宫殿，火宫殿著名的就是湘味小吃，它的油炸臭豆腐按上海人的观点就是臭豆腐泡，基本上都是外皮，蘸着湖南的辣味调料，香辣可口，臭味若隐若现，更有嚼头。难怪毛主席他老人家离家千里念念不忘，并专程回长沙品尝。至今火宫殿仍保留有毛主席亲笔题词，以此傲视群雄呢。各位有机会去湖南不可不去。

    糍饭糕更是好像退出历史舞台了。我不知道在市中心人口密集区早上是否还有这些卖豆浆油条和糍饭糕小早点摊。十几年前到上海来出差，住在东湖宾馆。早上实在不想吃宾馆的早餐，就跑出来找街头小吃。在路口就有个大爷推个小车，卖豆浆和炸糍饭糕。就站在那儿，买上一碗豆浆两块糍饭糕，一两毛钱，吃得浑身舒坦。我不知道糍饭糕的来历，但我想一定是穷苦百姓的创造，早上起来饥肠辘辘，找到些家中的剩饭、切些葱花放点盐团起来往油里一炸，就有一顿美味早餐了。我在伦敦工作时自己烧饭，早餐就是自创剩饭糍饭糕。这些年走南闯北，吃遍了欧陆风味美式大餐，但我这不争气的胃念念不忘的还是那不值几毛钱的糍饭糕。

    走到超市的食品柜台，买了几块臭豆腐，又是站在这里狼狈地吃着。心中想，别跟我说什么中华文化、民族遗产之类的大概念，在我看来，是油炸臭豆腐和糍饭糕这样的民间食品养就了我们的中国胃乡土情。想起了公司英籍华裔科学家蔡博士的名言：“我可以不是中国人，也可能没有中国心。但是，只要有这个中国胃，我就不会没有中国情！”仔细想想，此言确实有理。

                                              2007-08-30

    大夏天的，一动一身汗，人也变得懒洋洋。加上出差，这博客，真是好久没更新了。

    开博客，本来就是玩儿。商场风急，江湖险恶。每日里做领导状，谨言慎行，弄得浑身不自在，生怕一不小心，真变成那种我自小儿就厌恶的老古板。在博客上有啥说啥，说多说少是自己的事儿，好不痛快。

    但是，既然开了博客，就是社会的一部分。这不，一偷懒，就有人来抗议了。大伙儿挺关注，我也是受宠若惊。立马抖擞精神，继续写文章。看来以后只能“小车不倒只管推”，为大伙儿也是为自己写东西。

    常有人问如何读书如何写文章，还有人来问读书体会，想让孩子从开始读书时就能够尽可能多地接触中国文化。涉及子女教育，就不是个小事，我辈苦哈哈朝九晚八地给老板打工，其实不光是为了自己温饱，很大程度还是为了下一代。不敢误人子弟，还真仔细想了想这个问题，并在此与大伙儿交流一下。
 
    这段时候，国学又盛行了。什么天价国学班也出现了。万事物极必反，这些年重洋轻古，现在有一个国学回潮，也是必然的。但是我认为，国学包括文学、哲学、艺术等已衰败很久了，它不可能简单的回归。国学也有它的生命周期，它是在争辩和变动中发展，在沉默和僵化中死亡。看看诸子百家时代的中国哲学是何等意气风发啊，等到儒家一家独大后就了无生机了。文学特别是诗词曲，唐诗到宋词到元曲一直在发展和变化，不仅是文人雅客吟诗作赋，市井无赖也要拽两句，即使是烟花女子，传唱词曲仍是时髦，好诗一出，纷纷传抄，洛阳纸贵。有这样的群众基础，当然就能够欣欣向荣，到清代以后重考据讲细部，换句话说就是要搞‘专业化’，只有几个所谓的国学大师来研究，没有了群众基础，国学哪能不玩完呢。
 
    因此，在现在建立个人的文学底子（包括国学）还是要靠兴趣，而不是专业化的道路。靠什么国学大师来开班授课，可能经济上的考量更多些。我们要想提升自己的文学水平，包括教育子女，主要是要培养起读书的习惯，多看书，‘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嘛。

    我初中也没读完，刚上初二，就赶上文化大革命，天天忙着造反，然后上山下乡，即使后来上个大学，也是‘工农兵学员’，匆匆地‘上、管、改’（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了三年，算起来全部受教育相当于高二水平。自己的文学水平提高，得益于从小我父亲对我图书兴趣的培养。小学时，下课后做校图书馆的业余管理员，老到图书馆看书。最早迷上民间文学，各种民间故事童话，看了不知道多少。后来就开始看杂书，中外文学诗词古文，什么都翻。漫无目的只是好玩，什么都当故事看，拿到什么看什么，有兴趣就多看一些，没兴趣就放在一边。古文字不好认，我也不查字典，就是个猜（就像我现在看英文一样），到现在我遇到生字也还是只读半边。也不局限于中国文化，自己受影响最深的大概还有那些文学名著，《九三年》《巴黎圣母院》等等。我觉得，看各种杂书都有用，‘开卷有益’嘛。好读书，不求甚解，是个学习的诀窍，这样容易培养兴趣。千万别太认真，什么东西一专业化就不好玩儿了，反正有一辈子的时间来理解呢。经常看到痴心父母手拿木尺凶巴巴地监督孩子弹钢琴，小孩子眼含热泪楚楚可怜的弹着，肯定心里正想着：“等我长大了，决不再碰这个东西！”，这就与父母的初衷相差太远了。
 
    ‘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从来都是我辈的梦想。行路长见识，读书启心灵。每当想到贤人雅士一袭布衣、漂泊天下，见物赋诗、触景生情，仰慕之心总是如滔滔江水….。
 
    但转眼间，我们已进入了快餐年代。乘飞机千里路转瞬即到,网络上万卷书随手可得。但没有行路的艰辛也就失去了探幽的快乐，太多的信息反而带来了浮躁的文风。我们还有心情读书和思索吗？‘荒村十里鸣蛙夜，一盏青灯伴读书’的景色和心境何时才会再现呢？
 
    老子在道德经中已思考过这类问题，‘少则得，多则惑，抱一为天下式’。仔细想想，读书也是这个道理，书要精读，初读书可以广泛涉猎以开思路，到后来书应越读越薄，薄了才能反复读，如果每年能吃透它一两本书，真正学到点东西，始终如一，日积月累，想不进步也难。
 
    写文章也没有什么特别诀窍，就是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呗，关键是说真话言之有物。记得培训讲演技巧，第一要点就是要认为台下听众什么都不懂。因为实际上总有人比你懂得多，你那么一想，难免要束手束脚。看来写文章跟讲演一样，自己就是这么个水平，瞒也瞒不住，无知者无畏，索性豁出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这么一来，说不定还会显得有些风格，混个“不落俗套”的美名。当然，如果多些阅历，多看些杂书，就会内容丰富些吧。
 
    做学问写文章最怕的是下笔千言空无一物，观点堆砌条理不清。其实诀窍很简单，可用郑板桥的对联概括为‘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删繁就简把思路说说清楚，领异标新就显得观点新颖,不管自己的意见正确与否,总可以混得过去了。
 
    不过，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把书读薄并不容易。‘书到用时方恨多’总会成为我辈爬格子者心中的无奈。

    七八月份，电视上总是有好多描述抗日战争的电视连续剧、电影、纪录片等等，加上一些汉武帝之类的古装戏，平时很少想到的一些历史往事又历历在目的呈现了。

    中华民族好几千年历史了，最早的时候，老是跟西边北边的民族什么匈奴女真之类的缠斗不已。这些大部分是游牧民族，生产水平经济发展不如汉族，只是靠着马快力强，跑到汉族农耕地带来捞点什么。但文明发展的规律是先进文明占上风，不管这些北方民族有多强大，哪怕是占了全中国，几百年一过，这些“蛮夷之辈”也就被更为先进的中华文化同化了，不仅在文化上与汉文化一致，连生活习惯等也没有区别，弄得现在只能靠史书和考古才能了解这些民族的情况了。

    较为特殊的就是所谓的大和民族了。这个民族说是与我们同文同种，一衣带水，但其实大部分的时间在制造麻烦。从过去的倭寇到后来的皇军，从过去的台湾满洲到后来的钓鱼岛东海油田，主动进攻的都是他们。与中华纠葛了上千年了，这个民族居然现在还存在，学了不少东西而没被同化消失，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日本之所以能保住自己的民族特性，原因之一是岛国，能隔绝与大陆的联系。跑到中国大陆上捣乱的总是一小部分人，大部分居民还是在那个岛上保持着原来的模样。又赶上中华民族本质上是农耕民族，没什么兴趣扩张领土，不管人家怎么骚扰，也不去那个小岛上看看，同化当然无从说起了。另外的原因是在于他们的团结。每次看到日本旅游团都要发笑，他们排得整整齐齐，每到一处，非要住日本人开的旅店，吃日本菜，人手一台日本相机对着国外景点一通狂拍，然后坐日航飞机打道回府。我心想，你一点创意也没有啊？但再仔细想想，人家牺牲小我，保证肥水不流外人田，也实在不容易啊。

    日本这么多年来以小博大，屡败屡战，到明治维新以后终于翻身，居然打得中国没有还手之力。他们那种岛国偏执的学习精神也是令人佩服。他们没什么面子之说，就是要强大，要取胜，甚至不择手段。过去国弱技穷，就来学，一批批派些遣唐使什么的来，弄些有知识的和尚去，知识产权大大的有。后来强了些，当然是来打了，打不赢，卧薪尝胆，从经济到政治然后军事，一步一个脚印，反正要冲出岛国，早晚要到大陆上来共荣一番。

   看看日本，反观中国，真有很多事情需要思考。我们自认为是泱泱大国，死要面子活受罪。对日本，不管人家怎么得罪自己，总是一副大人不计小人过的样子。国强则遣使东洋，礼物大把的送，只求人家几句好话就心满意足了。国道中衰被人越海打过来，只得奋力挣扎，好不容易侥幸没亡，又会讲宽恕，免去人家战争赔偿什么的，落水狗当然是不打了，永不再战的幻想总是要有的。

    我过去老想不通，中国在抗战时有4亿5千万人口，日本不到一亿人，怎么就是打不过他们？再往前看看，八国联军打中国，好像只有万把人，大清军队数以十万计，（别说清朝时代，就是在战国时代，一仗就能活埋赵兵30万，中国最不缺就是人）在冷兵器时代，怎么会有这种事发生？哪怕是十个人换一个敌人，也不至于一败涂地啊。但历史就是这样无情。

   看看现在的电影电视剧，好像又有点明白了。看起来抗战时期也没有日本人多少事，全是八路军国民党跟汉奸伪军们斗来斗去，每次外敌打中国，前头带路打冲锋的往往都是我们自己中国人。虽然这有点夸张，但不幸的是，这确是事实。不说八年抗战，就拿倭寇来说，前两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浙江教师夜砸“倭寇王”王直墓一事就很说明问题。过去只知道明朝倭寇横行，从这一事件才知道率领倭寇为非作歹的居然是号称“倭寇王”的中国人王直。

    王直本是安徽歙县人，日本史料称他为“五峰船主”。他最早靠与同乡徐惟学合伙贩卖私盐起家，失败后又到浙江、福建沿海地区从事其他走私活动。明嘉靖十九年（1540），王直又在广东私造双桅大船，从事硫磺、硝石、生丝和棉布等政府禁运物资的走私活动，频繁来往于日本及中国东南沿海，甚至暹罗（今泰国）一带。为了得到商业利益，王直定居于日本平户(大概就是长琦县福江市，现改为五岛市)，挂起“徽王”旗号，在平户深山中建起巨大的中国式房屋，追随其定居在平户、福岛一带的中国人至少也有3000人左右，海港中也时常可见供300人出海的大海船。王直以此为基地不断向中国沿海地区发动多次跨海攻击，在攻击队伍里，既有他的追随者也有日本浪人，嘉靖时在中国沿海侵扰的倭寇，就是与他们勾结在一起的。王直算是远的，到底有近五百年了。近些到八年抗战，就这上百万日本兵居然能四处出击，在打东南亚、与美国开战又与苏联对峙的同时，打遍中国，还能维持占领，究其原因，也与我们不少同胞为虎作伥大有关系。

    对付日本这种饶有心计又团结凶悍的宿敌，靠义愤填膺是没用的，从上世纪20年代，爱国青年就开始抵制日货，人家不还是发展起来了吗。想想原因，其实并没有打到要害。中国要强大要发展要“崛起”，就要学习我们的宿敌，既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又要“以己之长攻其之短”。

    日本的长处就是这些人认真。有朋友在日本公司做，手下一堆日本人。她告诉我，日本人做下属看起来笨得很，每件事情非要手把手教一遍才明白。但是，一旦教了一遍，以后无论如何，他就这么一直照样做，没有新的指示，绝不会变样，管起来方便得很。而我们的同胞们，学得很快，一说就明白。变得也很快，几天不管，就偷工减料的不成样子了。同时岛国心理，都在一条船上，没有二心。在经济上，日本的软肋在于市场狭小、原料匮乏，只能“两头在外”，靠自己的精雕细做科技创新，生产产品出口来收取些增值费用。他最怕别人向他学，别人也大量出口抢他饭碗，他又怎么混？这些年日本经济一直疲软，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这些招儿，大家开始都学会了。先有亚洲四小龙，抢了日本不少市场。在亚洲金融风暴中，日本推波助澜，总算把四小龙给收拾了，现在你这么大个中国又来了。对日本最要命的事，就是中国的出口，你有这么大的国内市场，人工又不值钱，把他们这些诀窍学去了，别说去日本国内，就是到东南亚也不得了，就怎么大的市场，中国货多了，日本货就少了，他这一亿人，能消费多少呢？他能不牙痒痒的，处处与你对着干吗。

    知道了这一点，其实我们应对并不复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是说我们也要像日本那样，重视教育和科研，一心一意把产品搞好质量做好。一步步往高附加值产品攀登。 “以己之长攻其之短”也就是利用我们的优势，现在我们人多，有国内外两个市场，同时中国人还是教育基础不差，人也聪明。别说做自己的产品，就是那些做假冒产品的地下工厂，产品外观都可以乱真。如果我们能在高附加值的产品市场上占领一定份额，今后竞争起来，日本还真拿我们没办法。中国最怕就是内乱，瞎折腾。大家一门心思搞好经济建设，增强国力。用不多久，就可以有一个大的进步了。

   国家战略真要有长远眼光，回头看历史，几百年也就是转瞬间。除寇安邦天下事，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认认真真照现在这条路走下去，用不了几年，就算我们不说崛起，又有什么人敢轻视我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