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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运火炬成了中华民族崛起的象征,于是乎,天下大乱。

        纵观历史,从来没有和平的崛起。崛起就是革命,是新势力新时代代替旧秩序的革命。我们谈要和平崛起,又有谁信?

        中国人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一直讲中庸之道、讲天下大同,讲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几千年来,无论多么强盛,除了被别人逼急了,跑出去惩罚一下来祸害的强盗,从来也没见到中国派兵到海外占领个什么地方或者至少抢一点什么回来。

        想想当年郑和下南洋,率巨型战船近百艘,精兵数万,实力远在诸国之上,遇到袭击,可以轻而易举的把人家国王抓来教训,远比现在的什么超级强国第七舰队牛多了。但是他老人家居然没有想到去占领去抢掠,而是老老实实跟人家做生意,还多是亏本生意。最后运几个长脖鹿,弄一些土特产,带一批免费旅游的国外使者就打道回府了。也真不知道这个三保太监是怎么想的。即使到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还是这样,1962年跟印度打仗,大胜。印军兵败如山倒,中国拿下印度几个大城市是轻而易举的,更别说那些有争议的领土了。但主动停火了,而且退回原地。到现在,那些边境领土还要谈判。如果当时就这么拿回来了,现在还谈什么谈?跟越南打仗也一样,千辛万苦流血牺牲,总算打破僵局击溃越南军队,拿下河内指日可待,又是主动停火,退回中国。其实,不管是大明皇帝还是新中国的领导人,心里还是想着和为贵,留有余地,不要斩尽杀绝,以德服人云云。这些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庸之道,浸透到骨头里了。

        过去一直认为这样做天经地义。但现在想想,看看别人,不免又有点拿不准了,也许我们太迂腐了?这世界,就是弱肉强食,你客气,别人可不领情。回头看看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哪个跟别人客气过?只要打得过,就杀过来。几只炮艇万把人马就能打到北京烧了圆明园,把好东西都打包回家。现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巴黎卢浮宫里的中国古代文物应有尽有琳琅满目,大都是那么多年在中国抢的。如今每到苏富比拍卖时,人家欧洲人动不动就从自家老宅子里翻出个中国旧花瓶老台灯,拿出来卖个几百万欧元回家当富豪,这都是多亏了他们祖上有人当过强盗,到圆明园捞过一票,只见他们脑满肠肥,也还真没见到什么因果报应祸害子孙的。实力强的时候到处抢掠,从而变得更强盛。等到弱下来打不出去了,也可以靠这多年积蓄在自己领土内吃老本,这就是欧洲人的实践。实践出真知,那,我们怎么能指望他们能理解我们的和谐社会和平崛起呢?

        这几天民众在抵制法货,此情此心可嘉,这些举动在汇聚民心角度也是有深远意义的。当然从实际效果来说,对对方经济的影响不会很大,因为时间和力度都有限。人家一个企业在中国一年的销售额撑死了也就是二三十亿美金,你抵制一两个月,再成功对生意的影响也就是一两个亿美金收入,而法国总统最近来一次中国,一下子就拿了300亿美金的生意走,还都是从法国直接出口的生意。

        毛主席说过:“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现在的国际政治斗争中,分清敌友也还是首要问题。就拿抵制来说,其实只有从国外原装进口的产品才能算外国货,抵制这些产品才会对对方经济有些许影响,可是能持续多久呢?这年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全球经济一体化,牵一发而动全身,“毙敌一千,自损八百”。而且在中国由外商投资管理的的企业其实也还是中国企业,他们在中国注册、雇用中国劳工和管理人员、向中国提供税收、创造中国GDP。他们生产的产品也是对中国贡献居多,例如快速消费品,国内原料(出厂价格的40%左右)、人工能源等(15%左右)、增值税(4%左右)、广告(20%左右)、流通环节(15%左右),这些全是留在我们国内的,利润弄好了也就是5%到10%。这些利润还要扩大再生产、还要交24%的企业所得税,基本上是拿不回去了。这些在华外企,对中国贡献远大于对他们本国的贡献,因此,他们应该属于我们的同盟军。

        从我的经验来看,一个欧美人,只要在中国生活过,不管这个人个人品质怎么样,都比那些根本不了解中国的欧美人对中国要友好的多,中国文化的亲和力还是非常强有力的。对那些住在那些欧美小镇天天听西方媒体宣传的西方人来说,中国是一个不可理喻的国度。他们只可能用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和文化理解力来解析中国,以他们的实践,你强了,一定会侵略;你阔了,一定会威胁;你民族人多,一定会欺负弱小民族。那个“和谐”的概念(就像安徽绩溪坑口村胡家祠堂中那些荷花和螃蟹所寓意的),对西方人委实如听天书。

        因此别指望这些人能理解我们宽容我们帮助我们,要以西方人的思维来与他们打交道,那就是实力政策。你真正强盛了,他们就会尊重你跟随你。看看美国佬,过去欧洲人哪里看得起他们,一群乡巴佬。但现在他真正成了一霸,那还不是一呼百应。那些老贵族们,对他们一点架子也没有。现在那些欧洲人能对我们说三道四,归根结底,还是我们实力不够。

        现在的形势有点像抗战时的“百团大战”。抗战初期,八路军在敌后分散发展,不显山不显水的,大可以韬光养晦,积蓄力量。但为了支援主战场,1940年8月,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八路军集中了105个团,发动了以破袭正太铁路(石家庄至太原)为重点的战役。这一打就是5个多月,破坏了大量的铁路公路,在敌后委实弄出了大动静。但这么一来八路军的力量也暴露了,从1941年起,日军在华北反复大扫荡,八路军迎来好一段艰苦的日子。

        不过,暴露就暴露,也没什么了不起。中国已经走上了一套快车道,能阻碍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因此我们还是要按自己的路子走,不盲目学西方。前苏联认真跟西方学过,结果弄了个四分五裂。俄罗斯又更虔诚地学,人家告诉他,经济上需要来个“休克疗法”,不要怕,反正我们会通过大量的经济援助来救你的。谁想到,等俄罗斯真的实施了西方那套方案,上了手术台休克了,人家西方就真敢把他就这么撂在那儿不管,要不是俄罗斯皮糙肉厚,国民素质高,还真就会一命呜呼了。

        说来说去一句话,实力才是硬道理,按我们现在这个改革开放的路数走下去,用不了再一个三十年,我们就真的可以笑傲江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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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讲了一堂“危机管理”(Crisis management)。

        这是我最爱讲的课,也给我机会回顾和总结这一段发生的事件,把它们上升到理论。这些年,机缘巧合,自己一直在做企业的对外事务管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在这么个大江湖里,确也是什么危机都遇得到。小到几个混混心血来潮,寄两瓶混有硫酸的力士洗发水,以威胁投放来敲诈30万。大到不小心飞来横祸,商业行为上升到政治层面,弄得各方不知如何收场。林林总总,不可对外人言。这么多事情,当然积攒下不少经验,所以我才有底气来做危机培训。要说讲演技巧,比我好的人可能有一大堆。要说实战经验,比我多的人恐怕是凤毛麟角了。

        这个危机培训,总结了十大规律(中国人就喜欢用“十大”来说事儿,什么西湖十景之类。我也不能免俗),例如,蝴蝶定律、侏罗纪公园定律等等。都是我在实践感悟到的,起个名字就是定律。这一次,我又悟出一条原理,百试不爽。我把它起名为“韩信悖论”。

        一代良将韩信,少时父母双亡家道贫寒,曾寄食于小小的村长家,也有没饭吃,靠洗衣妇人养活的时候,他还受辱于胯下,成为市井的笑柄。本来他也就是默默无闻过一生了,谁知时势造英雄,陈胜、吴广揭竿起义,四处响应,英雄纷起天下大乱。韩信也想建功立业,但到处投军均未受重用。直到投奔刘邦后,经萧何力荐,被拜为大将军,从此有了用武之地。他率军出陈仓、定三秦、破代、灭赵、降燕、伐齐,直至垓下全歼楚军,逼得楚霸王项羽自刎于乌江。司马光感慨道:“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韩信之功也。”

        韩信的结局是所有功臣的噩梦。在韩信节节取胜时,项羽愿与他三分天下。齐地的说客蒯通分析道:“越王为人长颈乌喙、鹰视狼步,可以共患难而不可共处乐。”劝他背汉自立,但他颇有职业精神,认为受人恩惠,忠人之事,于是坚决拒绝了。但最后他帮刘邦天下一统后,还是免不了被设圈套斩杀在长乐钟室。到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发出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的千古悲声。

        那么,危机管理的定律与韩信怎么会扯到一起呢?

        试想想,危机为什么会出现?其实还是未加防范。危机的发展和管理有三个阶段:第一是事件管理( Issues management),对企业或机构所面对的各种复杂情况和事件进行分类管理,了解状况、定位风险。待到这些事件有一部分往坏的方面发展了,就要进行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这一阶段需要评估风险、建立预案、采取措施来规避风险。这前两段都没有处理好,让事件恶化到风险,风险失控成危机,才会需要危机管理。这危机管理其实已是亡羊补牢,损害业已造成,只是想办法让它减小一些罢了。

        所以说,好的危机管理团队,是应该有能力控制风险,避免危机。就如军队,孙子曰:“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也就是说,真正好的战争管理者,并不需要打仗。别看很多公司的危机管理团队咋咋呼呼,又总结经验又写书,好像多有成就似的。细想想,他们能让危机发生,本身就有问题。有能耐的队伍,会让自己太太平平,也就没人注意了。“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看不到危机发生,是最好的危机管理。

        但是,如果真正做到最好,控制住风险和危机,使其不危害公司。处在一个赢利机构,你这个危机管理团队也就该寿终正寝了。因为,依韩信之叹“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既然这里从来没有风险发生,又有什么必要保留这个团队呢?

        你做好了,就没必要保留了;你做得不好,反而有生存的价值,这就是个悖论,姑且称做“韩信悖论”。换言之,就是“凡是完美的,都是不可持续的”。我还没有在其他领域里验证它,但在危机管理中,却是真真切切存在的。

        唐代诗人刘禹锡曾为韩信而感慨,写出流传至今的诗句。我放在这里,做个结尾吧。

       “将略兵机命世雄,苍黄钟室叹良弓。遂令后代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

  •     在抗日歌曲中,很有名的一首就是:“枪口对外、一致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虽然老了些,但大概还有不少人记得,说不定还有人会唱。

        我在原来的文章中写过,自己老想不通,中国在抗战时有4亿5千万人口,日本不到一亿人,怎么就是打不过他们?再往前看看,八国联军打中国,好像只有万把人,大清军队数以十万计,中国人千千万万(别说清朝时代,就是在战国时代,一仗就能活埋赵兵30万,中国最不缺就是人)在冷兵器时代,怎么会有这种事发生?哪怕是一百个人换一个敌人,也不至于一败涂地啊。但历史就是这样无情。

        没经过那个时代,看史书也看不清楚,盖因中国有个传统是“为尊者讳”。也就是说,你成功了,那你的缺陷错误就不提了,要不然还说什么“成者王侯败者贼”呢。因此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那么,只好从当时的流行语和口号中找原因,就像现在,你到一个陌生地方,特别是农村,只要看看路边的口号,大体就能知道这儿有什么毛病,千万别信当地的干部介绍。例如墙上刷着:‘女娃也是娃,也要学文化!’说明这儿重男轻女,女孩失学严重。刷着‘当刮不刮,房倒屋塌!当流不流,宰猪牵牛!’就是说当地超生严重而且当地干部作风粗暴。刷着‘光缆不含铜,割了也没用’当然是指当地盗割电线挺多,民风也有点问题。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如果标语是‘抢劫警车就是违法!’,这地方基本就不能呆了,抢劫成风,警察都自身难保。歌曲也是口号标语类,开头讲的这首抗战歌就挺能说明问题,想想看,大敌当前,抗日救亡歌曲居然劝说大伙儿别打自己人,可见当时问题严重到什么地步。

        仔细想一想,中国的软肋就是内讧,俗称“窝里斗”。不管是上面下面,收拾自己人的本领一流,做事的才干倒是其次。蒋委员长的名言:攮外必先安内。也是这种文化的体现。鲁迅先生说过,“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 阿Q见到赵老太爷假洋鬼子这些人,唯唯诺诺。欺负小尼姑倒是挺有一套的。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国最倒霉的还是我们这些“草民”,现在流行说是“草根”,官来了也杀,匪来了也杀,除非是上水泊梁山当陈胜吴广,不然谁都把你当软柿子捏当小肥羊宰。

        最可怕的不仅仅是草民求告无门,而是我们都默认这一点。好像这已不仅仅是“潜规则”,而且已成约定俗成,天经地义,谁叫你是“草民”呢!自己当草民时,骂一句娘叹一声气拍一下大腿,说一句'NND,中国就这样!”,然后就心安理得的该吃就吃该喝就喝。万一自己祖上有德,突然混了个一官半职的,手上有了点权力,马上就是另一副嘴脸,收拾起草民当然是毫不手软,这些劣习,就这么一代代传下来,几千年经久不衰。

        现在我们是新社会了,讲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讲依法行政,讲宪法讲公民权利。但要真正走到这一步,任重而道远。其实,不是这个制度这个国家这个理论不好,而是我们自己就不信,不想斩断封建主义的尾巴,也不想放弃“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有朝一日过把欺负草民的瘾的机会。几千年的劣习不会轻易改掉,稍有机会就会沉渣泛起,但如果大家看到了,还只是说一声“NND”,然后,又是容忍,好像就该这样,就像鲁迅先生说的,“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那样,我们就真的没救了。

        确实,我们人微言轻。但我们应该不合作不容忍。不支持任何不公正的做法,不容忍任何违法行为。这是每个人的道义责任,也是每个企业的社会责任。今天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明天就可能落到自己头上。当年甘地的不合作运动可以使印度摆脱殖民主义。难道我们就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把中国变得更美好吗?

        这也是我为什么决定坚守一个合同,即使企业有些短期的风险和损失。这已经与我是否喜欢这个广告这个演员无关,而在于宪法的尊严、公民的权利、企业的社会责任、做人的良心、做事的信誉。没有这些,我们才是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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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春节晚会,大家图个喜庆,全来表演节目。平时一个个衣冠楚楚,看不出什么特色来,到这个时候,倒是各显神通,跳舞的,唱歌的,个个都有一套绝活。

        我们董事会成员也来凑热闹,按上海话来说是“轧闹忙”,整出一个开场节目“京剧人物大出场”。其实也就是穿着戏装做两个动作哈哈笑几嗓子走个龙套,但让这些老外一做也是好笑得紧。那几个个子高大的家伙,就穿着大靠扎着背旗,看起来确实威猛,但走路却一跳一跳,再哈哈怪笑几声洋腔洋调地说个“恭喜发财”,戏剧效果十足。董事会中这几个中国人倒是中规中矩,龙套跑得蛮好,也是,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嘛。我就演个武丑,好像是三岔口中那个店小二。一身黑衣,疾步串上来拱拱手就走,容易得很。反正是逗大伙儿玩,有一搭没一搭的。

        最有意思的就是董事会中那个巴西人拉瓦修,他个子不高,挑服装时赶上了一套黄戏装,正好是演孙悟空的服装。那,就指定他当这个弼马温了。本以为让他当猴子他会不高兴,没想到他全不以为意,还挺高兴。只简单给他介绍了一下孙悟空,他就马上明白了。一上台,居然活灵活现。一会儿打个凉棚,一会儿挠挠脖子,弓着身子翘着脚跳来跳去,整个一个六小龄童。

        这哥们儿来中国不长,也没听说过他专门学过或看过京戏,怎么会演孙猴子呢?这事儿总有些蹊跷。我过去也听说过这孙猴子并不是吴承恩自己原创的,也不是生于什么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过去有人说这个傲来国花果山就在江苏连云港的云台山,我还真以为孙猴子是我的老乡,也是苏北人(上海人称江北佬)。现在看来不行了,值得好好探讨一番。

        查了查,对于孙悟空的来历,说法不同。有说是本土的,是唐代高僧释悟空转型而来。也有认为孙悟空的原型为《三藏法师传》中所载玄奘西行最困难时所收胡人弟子石磐陀,在甘肃榆林石窟中的壁画《唐僧取经图》中,就有一位紧随唐僧的尖嘴猴腮的胡人,这就是石磐陀,其家乡在今甘肃省安西县锁阳城一带,所以孙悟空应该是甘肃人。而鲁迅认为孙悟空源自淮涡水神无支祁。

        胡适对此看法不同,他说:“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也许连无支祁的神话也是受了印度影响而仿造的。” 史学大家陈寅恪由于对佛经极为熟悉,不仅验证孙悟空的原型即《罗摩衍那》中的哈奴曼,而且又以另一部《贤愚经》作为复证,他发现“大闹天宫”的故事,本来源自两个绝不相干的印度民间故事,传入中国后,佛经传播者在讲说时有意无意将二者合一。

        我是相信陈寅恪先生的,这次春节晚会上拉瓦修的表现,也验证了这一点。我问他,你怎么会演孙悟空?他告诉我,他在印尼工作多年,在印尼的神化和传统舞蹈中,就有这么一只无所不能神通广大的神猴。听了这话,我恍然大悟。前年我到印尼开会,住在日惹,就是那个位于爪哇岛中部,拥有世界最大的古老佛塔婆罗浮屠(Borobudur)的城市,(婆罗浮屠是已有1000多年历史的宏伟佛教建筑,与中国万里长城、埃及金字塔和柬埔寨吴哥窟一起,被誉为古代东方的四大奇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晚饭时,看了当地的戏剧。那个戏虽然听不懂,但全世界的民间戏剧都是差不多,猜也猜得出来。都是讲一个公主被妖精拐走了,王子克服重重艰险前去搭救,斩妖除怪,英雄救得美人归,皆大欢喜。就是这一套。印尼的民间戏剧挺好玩的,有点像京戏,服装鲜艳动作抽象。给我很深印象的就是戏中帮助王子的有一只神猴,着白衣,他身高如山,尾长无比,脸放金光,变化多端,能把大山背走,能在空中飞腾,能一步跳过大海。武艺高强,中国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孙猴子。戏中还有一个帮助妖怪的,是一只大鸟,与神猴势均力敌。也就是西游记里的那只与齐天大圣作对的金翅大鹏鸟,西天如来佛的舅舅。

        当时看完了印尼戏剧,我问了当地人这个神话的来历。他们告诉我,这是个来源于印度婆罗门教的故事,那个神猴叫做哈努曼。印尼最早是个佛教国家,后来建立在印度婆罗门教基础之上的印度教逐渐流行,取代了佛教。再往后伊斯兰教又进来,占据了主要地位。(但他们不忘本,印尼庙宇的柱子都有三层花纹,下面是佛教,中间是印度教,上面是伊斯兰教,以示其传承。)在印尼的文化中,印度教的影响还是很深远的。

        西游记本来就讲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故事,也就是玄奘前往印度,里面受印度教传说影响当然不言而喻。如来佛在印度神话中就是毗湿奴,是三大主神之一,占著有力的地位,并衍生出无数的神话。毗湿奴手持法螺贝,光环、棍棒与莲花,有十个化身,座骑是一只称为加尔达又称为迦楼罗的大鸟,也就是金翅大鹏鸟。而神猴哈奴曼的故事出自印度古代婆罗门教的英雄史诗《罗摩衍那》。

        对于哈努曼是如何变成孙悟空的,也有专家专门考证。认为其传承于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从印度过马六甲,经南海到达中国东南沿海。“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于宋,福建泉州在当时是国际商业大港,还是各种宗教文化交汇点,泉州宋元时有一座印度婆罗门教寺,元末寺被毁坏,古寺遗迹中就有一方哈奴曼的石雕像(今藏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     
       
        花了这么多时间来探讨孙悟空的来源,其实也就是想通了一个道理:这世界,文化经济都是融合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有兼收并蓄才有出路。孙悟空就是个例子,他孕育于古印度,流经东南亚,落户泉州。到了明代,经吴承恩艺术加工流传于世,成为纯正的、有中国特色的齐天大圣。这弼马温忠诚又诙谐,扶助弱小、藐视权贵,不屈不饶又有火眼金睛,同时还有些玩世不恭。同时还加上有些缺点但无伤大雅的猪八戒,朴实勤劳的沙和尚,在他们的身上,体现的是中国人的美德和理想。所以,《西游记》能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脱颖而出,成为古代四大名著之一,鼓励和教育了一代代中国人。谁又能说这猴子是印度“软实力”的体现?

        回想中华民族,从黄河流域,也就是河南陕西这一带起家,一代代繁殖的同时又能保持开放。无论是顺利还是灾难,都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的机遇。最早,与周边蛮、夷、戎、 狄各民族融合,使得仅仅是炎黄两个部落的后裔发展成中原一统的华夏民族。西晋末年起,五胡乱华,汉族人口逐渐向长江、珠江及中国东南部大规模迁徙,使得中华的版图扩大到西北和南方。满清入关,几百年统治,只是改了些服饰,换了个发型,却使得中国东北文化与全中国统一。到现在,我们互称中华儿女时,又有谁想过,这位爷是狄人后裔,那哥们儿有胡人血统。

        中国最兴旺的时代也是最开放的时代。前两天在网上看到,唐玄宗贵妃中居然有个胡人,真正的“洋贵妃”。而唐朝,正是中国历代中开放度最高的朝代,也是最兴盛的朝代。更不要说近三十年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崛起。当然,我是个商人,还会想到利用外资,用开放的心态看品牌诸如此类的东西,不过想想,连这么老牌的民族品牌孙悟空都有海外背景,这些话题,还是不说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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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好像除了发发短信,放放炮仗,就是看电视。平时很少看电视节目,这会儿,还是真要看了,中央台的春晚当然要看,虽然从来不看好,觉得越排越俗,但还是每年都有一搭没一搭地看,也算阖家一起过年。不过平心而论,全国十几亿人,东南西北男女老少城乡贫富,都在看这一台节目,怎么演都讨不了好去。能坚持这十几年,也真不容易了。

         北京电视台的春节晚会节目,在我周围的人中好评不少。不过也可能是地方台有针对性,适合我们这些北京人的胃口。演员也合口味,那些中央台由于种种原因不让上的家伙都在这儿露面了,比如说郭德纲,还有曾为中央台春晚打下了江山,又被过河拆桥踢出去的陈佩斯朱时茂,在北京台都有上佳表演。

         据说每年的春晚都会预示当年的大事,就像费翔唱“冬天里的一把火”那年,就是大兴安岭大火的那年。感觉中,今年各台春晚节目都有点怀旧,老歌老艺术家出来了不少,大概预示今年会有更多地怀旧和反思吧。想想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今年正在对改革进行反思。文艺和政治都在一个大范畴,怀旧和反思也是同一种情结,不可能不在文艺演出中反映出来,特别是春晚。

         听到那些老歌,还是觉得不错,但不再有以前那种如醉如痴的感觉。特别是那些老的歌手出来,反而给我带来一种凄楚,朱绪岚、黄宗英等等,在她们全盛时代,光艳照人如日中天,现在却都有点让人惨不忍睹。历史无法重演,时过境迁,即便勉强试图回顾,当年的感觉也是回不来了。就像昨天我在张弛的博客中提到Beatles,想起在文化革命中,大概在1970年左右,我第一次接触了Beatles, 在那个文化禁锢的日子里,Beatles的音乐,充满了激情和反叛,我于是成为了第一批Beatles歌迷。那时,录音机才刚刚问世,只有黑胶唱片,Beatles音乐在当时属于靡靡之音,是不许放也不许听的,北京城里,有Beatles唱片的人凤毛麟角。拥有一张Beatles最新专辑的哥们儿之牛气,绝对超过现在拥有一辆最新款法拉利跑车或悍马的大款,因为,这不是钱能买到的。每逢听说有Beatles的新辑到北京了,大伙儿就会夜间齐聚在某家等候,再恭恭敬敬众星捧月般地簇拥着这位“爷”,看着他从军用挎包中拿出那张密纹唱片,放到留声机上,在唱片缓缓地转动中,Beatles的歌声静夜中传出,如天籁般,慢慢浸入心扉,每一个颤音、每一个和声、每一声配器,都引起一阵心底的颤抖。在这种带有宗教般的气氛中,我记住了Beatles的每一首歌。到现在,只要他们的音乐响起,马上我就会有反应,就像一种生理反射。但是,前几天我又翻出一张Beatles的专辑听,从熟悉至极的歌曲中,却发现它的配器变得单调了、和声也不那么协调了,就像发现多年后又见到自己过去的梦中情人,霍然发现她已容颜老去,美貌不再。

         时光如滔滔江水,一去不复回,历史不能重演,过去的就应该让它过去,把那些美好都留在记忆中。我是主张往前看,什么反思之类的全是事后诸葛亮,于事无补。这时代,波澜壮阔英雄辈出,长江后浪推前浪。有点儿自知之明的,就得抛掉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英雄历史,重新归零再来。不就是个弄潮嘛,跟别人一样学一样试,凭什么就落在别人后面呢?就像陈佩斯,当年他以小品领时代之潮流,现在满台都是小品,以小品成名者如过江之鲫,这种情形下怎么自处?跟别人比资历?当年老子演小品上春晚时,你小子还在农村耪地呢!有什么用?不就是逗你玩嘛,这不,他和朱时茂今年就来个多媒体小品,视频动画新技术全上,搞得也是有声有色。

         最怀念的春晚人物就是赵丽蓉赵老师,其实,早年赵老师在评剧界也算个腕儿,唱评剧也火过一阵。如果她老人家也这么吃老本,以什么“老艺人”的身份上台唱两句评戏来搞些怀旧,当然可以。但人家偏不。七十多岁的人,就是跟着时代走,唱流行歌曲跳迪斯科跳霹雳,引风气之先。于是,成就了春晚上最受欢迎的艺人,至今无人超越。

        斯人已去也,其精神还是有教益呢。